10月24日，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在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表示，要建立健全境外企業發行CDR制度，為我國資本市場引入更多優質上市公司。
業內人士表示，推行CDR是提升國內資本市場國際化水平的重要一環。注冊制改革則為推行CDR提供了更廣泛的運用場景，有助于股票供給結構優化，并利于國內估值體系與國際接軌。
早在2018年3月份，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證監會《關于開展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試點若干意見的通知》中即明確，開展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試點。
而科創板的推出再次為紅籌企業發行CDR打開了通路。2019年1月份，證監會發布《關于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的實施意見》，提出將允許特殊股權結構企業和紅籌企業上市，且紅籌企業可以申請發行股票或CDR并在科創板上市。在此基礎上，科創板精心設置了“5+2”套以市值為核心的上市標準體系，包括未盈利企業、紅籌企業、差異表決權等，為各種類型科技創新企業打開了境內上市的大門。
在政策的指引下，科創板首單CDR九號公司于2019年4月17日獲科創板上市申請受理，當年8月19日接受首輪問詢，經歷三輪問詢后于2020年6月12日過會，并于9月22日注冊生效。該企業IPO承載了我國資本市場的多個“第一”：第一家注冊地在境外的紅籌申報企業，第一家存在協議控制架構(VIE)的企業等。
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、教授盤和林在接受《證券日報》記者采訪時表示：“九號公司上市發行，意味著紅籌股回歸的路徑更暢通，海外企業未來在國內上市也成為可能。CDR模式能夠讓海外公司順利在A股融資。”
九號公司成功登陸科創板，有助于今后吸納更多的境外公司進入A股市場，產生虹吸效應。業內人士認為，對于境外已上市的企業若想通過CDR登陸科創板，交易過程可以借鑒美國存托憑證ADR的過程，主要由國內外托管機構承擔主要角色和中間橋梁，實現跨境市場間的交易。
作為金融創新，CDR豐富了資本市場投資品種，提高了股票供給質量。但也面臨流動性風險、跨市場風險。這些也都是建立健全境外企業發行CDR的制度所需解決的問題。
盤和林進一步表示，CDR最大的制度保障，應該是跨國金融監管的完善，需要和其他國家監管協同。在此基礎上，跨國融資的信息披露是十分重要的一環。如何理順信披渠道，如何對信披不及時的問題進行事后監管等問題，還需要完善和優化制度，監管經驗也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積累。
寶新金融首席經濟學家、博士鄭磊也告訴《證券日報》記者：“對于境外公司以CDR方式上市，應該更注重信息披露，投資者要主動了解上市公司采用的會計準則，基于基本面進行投資。”
